抗议者于2022年11月27日在北京拿着白纸高呼口号，反对政府的清零政策。（美联社资料照）
台北 —
中国“白纸运动”届满两年。2022年11月底一场悼念新疆乌鲁木齐一座居民楼火灾遇难者的抗争活动，串连起在中国逾200间高校学生，举起白纸抗议疫情封控政策，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示威浪潮，席卷中国21个省分，为中国政府长达三年的新冠动态清零政策划下句点。
时隔两年，中国政府更忌惮群众集会和自由论述、但在官方织起的维稳大网中，人们还在缝隙中寻求发声的机会。
中国人民继续寻找在缝隙中发声的机会
位于湖南、因安全考量不愿透露全名的中国异议人士罗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近两年中国政治环境越发恶劣，她已尽量规避社媒的使用，许多与她亲近的维权人士都因为接受媒体采访遭官方拘捕，现在社会行动更多会来自年轻学生。
罗女士相信，中国官方管控地再严格，也并非密不透风，民间发声空间依旧存在，只是越来越难动员，联系通道也会更隐密，社会行动需“另辟蹊径”。她指出，中国通讯软件完全不能做任何事，因此很多学生使用加密软件翻墙看外部信息，而学生人多且分散各地，她认为这有助出现“官方猝不及防的事件”。
“我们这一辈的人被盯得太紧，根本无法有任何动作，而学生数量庞大，很多并未在他们(安保)的名单上。以后我也会更多地隐密起来，去帮助更多的学生，他们毕竟经验缺乏，我能做的尽量承上启下，起到一个连结的作用，” 罗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罗女士表示，党国对她的联系人特别紧密关注，包含与之接触过的大学生，无一例外都被警方带去问话，因此，做为维权行动的前辈，不仅要保持跟青年的连结，还要尽可能地保证其人身安全。
罗女士直言，这两年大学生行动并非全来自白纸运动影响，因为官方信息封锁，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白纸运动的存在。她说，现今的社会行动更多来自“社会政治的压力在爆破”，“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恐惧到极致，到了临界点官方也挡不住”。
罗女士相信，“人一多就会变得不可控”，因此任何群众聚集都会挑动中国官方敏感神经，所以政府不断强化社会治理，包含毛粉、小粉红和退休军人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环，且政府经过疫情，管控手法相当娴熟，一旦有事就封控。
海外民运人士：中共恐惧民众集会
位于洛杉矶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党执行长界立建11月24日在加州帕沙迪纳市发起“声援白纸运动两周年”游行，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白纸运动持续被传播、被效仿、被使用，让中国人了解人民联合抗争是获取希望的机会。
他相信，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去抗争，中共集权政权看似铜墙铁壁、牢不可破，其实也会惧怕退让、会改变政策、也会向人民妥协低头。
随着中国的网络审查越趋严格，国家网信办起草的“网路身份证”已经在七月进入征求意见期。界立建指出，民间发声渠道不断紧缩，海内外维权人士交流变得更多元、更隐密，有些转往游戏服务器内，有些通过翻墙和加密软件取得信息，甚至在沟通文字信息中使用谐音、错别字或符号，绕过敏感词的过滤机制。
界立建强调“物极必反”，从四通桥彭立发到乌鲁木齐大火，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因为“受够了”才演变成白纸运动，参与的年轻人是思想活跃、有文化、有独立主见的“白纸世代”，对政治和未来前景不满。
白纸运动的力量这两年来延续到其他社会行动中，包括2023年2月退休长者反医疗保险改革游行示威的“白发运动”、2023年跨年突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令的“烟花革命”，以及11月郑州大学兴起的“夜骑开封行动”等。
“很多方面都在合作、或者是灵活抵抗方式，向北京说不。社会这种号召力，突然说一个事情会像这个刮风一样，在全国各地突然全都来效仿了，这种是中共是最惧怕的，因为这游行万一你演变成一种抗议的话，它(传播)也是很迅速的,”界立建说。
因此逾20万大学生参与“夜骑开封”，即便学生挥舞五星红旗，高喊爱国爱党口号，同时也有学生展示“自由者无畏”、“自由！我踏马来辣！”等旗帜。中国官方媒体从起初支持骑行和赞颂青年的态度，在人流聚集后被上升至政治高度，迅速封路、封校出手降温。
另一方面，界立建也指出，2024下半年以来，中国国安部对海外维权人士的管控力度显著加大，包含网警“钓鱼”更加密集，也有更多警探或卧底渗透到海外侨社、同乡会，积极获取海外民主组织信任，企图破坏组织活动或阻断海内外的串连，在在显示中国对维权运动的忌惮。
“去中心化”的中国社会运动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China Dissident Monitor)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断优化网络审查与其他压迫机制，多次进行审查行动，像是2023年底至2024年初对短视频的“清朗”行动，但中国公民仍不断地冒风险去公共场合进行抗议。《异言网》自2022年6月白纸运动发生前开始记录中国抗议事件，至今已收录7,500起抗议案件，呈增加趋势。
史凯文对美国之音说：“单独抗议事件之间还会存在一些连结，虽然党国维稳制度的目的是原子化抗议者，但是一个地方的抗议者会观察或者使用其他抗议者的象征，比如他的口号或诉求，形成去中心化的抗议运动。”
2022年持续几个月的反封控抗议运动以及白纸运动正是著名例子，党国很难有效防止去中心化社会运动，因为它没有领导者、组织者或直接的协调。
根据《异言网》的最新调查，2024年7-9月共有937起抗议事件，比2023年同期增加27%，分析指出经济低迷促使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抗议活动增加。
另外像是实名举报运动，尤其2022年唐山报烧烤店打人事件以后，很多抗议者开始把实名举报的象征(举证件、喊“我实名举报”等等)应用到抗议之中。异言网至今已收录88起具有实名举报象征的线上抗议。
此外，史凯文认为现在的小区民主化(业主反物业霸道)也是新型运动，由于政府趋向将物业管理公司视为社会管理的第一线，加剧了业主与物业管理的紧张关系，2024年第三季有174 起房主对物业管理公司的不当行为和越权行为进行反击的案例。
然而，史凯文认为跟自由国家公民社会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在专制制度国家里的“去中心化运动”有些劣势，比如它比较难持续性动员或有效制定要求，因为没有核心的组织团体，也没有代表人可以去跟权势者进行谈判。
他认为“去中心化运动”的优势还值得观察。史凯文相信，在一个专门打压社运的一党专政制度下，公民仍有办法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力量，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反驳中共过于简单“中国人是听话、服从威权的人民”的论述。
本文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