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站在北京新东方校外补习学校附近。
面对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高企的巨大压力，中国执行了３年的“双减”政策已陷入烂尾。有迹象显示，在当局被迫放松监管后，曾饱受重创的教培行业正在悄然复苏。但业内人士认为，要想真正重振该行业已不可能。
据路透社日前援引行业人士、分析师和审查数据称，伴随中国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悄然放宽对私人补习机构的监管压力，这个曾在官方“双减政策”打击下饱受重创的行业正在悄然复苏。
报道说，尽管官方尚未正式承认政策的变化，但为了创造就业，当局已默许放松政策执行，允许教培行业增长。这种变化已透过补习机构的新发展以及当局明确政策立场的举措中显现出来。
旅美财经评论人士王剑告诉本台，导致这种转变的最重要原因是消费低迷和就业困难：“本来教培行业是大学生非常大的一个就业蓄水池，整个行业有2300多万人。你把这个行业灭掉，（人）上哪去啊？本来教培行业是个非常好的出路，很多老师收入很高的。”
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攀升，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达到1179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经济低迷之下，青年失业率也不断上升。今年9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已达17.6%，若包含在校生只会更高。
王剑分析，当局为了挽救教培这个“就业蓄水池”以降低失业率，只好悄悄放松管控，但又不明说：“中共从来不认错，就算它会转向，它也不会认错。它只会让你自己慢慢地开、自己去揣摩、风险自己背着，这就是中共做事的模式。”
从“双减”到“促教培业消费”的政策变脸
2021年7月，中国当局出台了所谓“双减”政策，禁止对学科类科目进行营利性补习，说是为了减轻家长和学生的教育及财务负担。此举直接导致中国教培行业被“团灭”。
据官媒央视财经频道报道，“双减”之前，教培行业产值达2.4万亿元、就业规模上千万，在中国所有的就业排行中位列第二位，是2021年吸纳中国高端人才的热门行业。但“双减”之后，据路透社报道，像新东方和好未来等教培龙头不仅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美元，同时造成数万人失业；而据中国媒体估算，整个教培业裁员比例高达50%以上。全国人大2022年10月的“双减”报告则显示，政策执行1年多后，义务教育阶段的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从12.4万家下降到不足5000家，压减率96%，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从263家下降至34家，压减率87%。
不过，这一政策已在悄然变化中。在“双减”执行两年后，中国教育部推出一份线上“白名单”，列出了批准提供非学科类补习的公司名单。今年2月，当局又发布草案，明确允许的校外补习类型。8月份，国务院明确将“教育和培训消费”纳入所谓“促进服务消费”的20条政策措施中。这是当前刺激经济的重要举措，上市教育公司的股票也因此提振。同时，地方当局对补习学校的检查频率也比“双减”初期的高峰时大为减少。
曾在安徽芜湖开办教培企业、目前旅居美国的胡之富告诉本台：“比如说以前，它经常去检查、给你打电话，‘你不要搞了’怎样怎样。现在，教育局也在观望，你上面不动，它也就不管。”
对于当局这些政策变化，北京居民侯先生告诉本台，家长微信群里都很关注并有热烈讨论：“我们当时就讨论说，你看这政策刚几个月就一变！……国内政府就是这样，一管就给管死了，然后又想办法救，就跟计划生育似的–现在知道老龄化了，又想办法鼓励你。你早干嘛去了？!” 因安全原因，侯先生未具全名。
教培市场真的恢复向好了吗？
伴随当局监管放松，多项数据也表明该行业正在逐步扩张。路透社援引研究公司Plenum China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6月间，课外营利性补习中心的有效牌照增长了11.4%。新东方和好未来两家公司今年都招聘了数千个职位。而据公司年报和路透社在主要中国就业平台上的信息统计，新东方和好未来运营的学校和学习中心的数量也有所回升。还有家长表示，最近几个月，补习学校比以往更公开地运作。
针对教培业的扩张，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熊丙奇曾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表示，有的地方教育部门目前采取默许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家长有学科类培训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经济环境等诸多原因，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曾在江西南昌创立过教培机构、目前旅美的翟德云告诉本台，无论官方政策如何，学科类补习都一直存在：“教培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面上和面下（公开与私下）的问题。只要你高考制度不改变，这个刚需就是在这里。”
而对于新东方、好未来等公司大举招聘和扩张的情况，翟德云持谨慎态度：“共产党要把一个事情做起来，它一定会整几个典型。问题就是这几个典型能说明问题吗？这里面没有那么乐观。”
胡之富告诉本台，他从昔日同业中得到的消息是“两极分化”，以文化课（如数理化、英语）为主的这些教培机构招生的确有所反弹，虽然人数不及以往，但价格提高了；而非刚需的兴趣类教培机构仍然举步维艰。同时，很多中小企业老板都对再投资持观望或消极态度。
企业主不想再投入教培业了？
胡之富说：“我通过朋友了解，他们也不愿意再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开办教培行业需要硬件，还有师资，这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你让他再开、再去投资未来一个不明确的方向，很多人也不愿这样再做。”
对于“双减”之后官方的“一刀切”取消校外培训机构的手段，胡之富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当时各地采取的方式就是社区负责人蹲点：“比如您这个辖区有10家教育机构，由他们的负责人蹲点，每个周末就到你的教育机构来看着你，不让你开学、阻挠你，就相当于活活把你的机构弄死。”
翟德云也表示，当局这种反复折腾已经让大部分人“觉醒”，不会再轻易投资教培业了：“包括疫情那段时间，还有后来整个教培都不能做的时候，很多人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因为我也是后来转让给别人，接手我的人就亏得很厉害。”
同时，从市场角度分析，王剑也认为，教培行业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再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第一个消费能力不行了，收入没以前高了，所以能够拿出来的给孩子上培训课、兴趣班的钱少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找不工作，很多家长的积极性被打击了。”
家长：未观察到明显复苏
对于中国教培业的复苏情况，北京家长侯先生的观察是，现在有所兴起，但是远没有达到当时那种火爆的程度：“比如（我家）周边本来好几家‘学而思’，现在依然是关闭状态。”
来自深圳的学生家长、因安全原因采用化名的刘先生则说，他家楼下就有一个很大的教育城，曾经非常热闹，但“双减”政策后，一下子就倒掉一大片。他说：“这几年，底下基本就是人去楼空，就剩下两三家吧。最近，我也没看到楼下好像复苏了，没看到这个现状啊？！”
刘先生告诉本台，以往教培业收费较高，如今经济下滑，人们不会再象以往那样盲目地报班上课了，同时家长们对高考的看法也在变化：“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考一个好的大学，出来还是这样啊（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大家想的是怎样bypass–走另外一条路，而不是说怎么样对付这个考试。” 他举例说，有朋友就透过让孩子拿到港澳身份再考国内大学，这样分数要求就低多了。
前教培公司老板：别把官方政策太当真
针对如何看待教培业的政策变化，刘先生认为，根本的问题还是所谓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很多东西，政府干涉得太多，手太长，管的水平又不高，一管就管死了。”
侯先生也质疑当局政策反复无常伤害企业家信心：“你本来干得好好的，一个政策就给你打死了。现在又说要救你了，你还有信心重新干嘛？”
前教培公司企业主翟德云则告诫说，不管是出台教培还是其他方面的政策，中共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一阵风、一阵雨：“你就不要把它当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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